考试记实

  我从小酷爱哲学,社会科学,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追求真理的事业。为此,坐了二十一年监狱。

  四人帮被粉碎后,我仍是苗溪菜场的一名就业人员。十分恶劣的环境里,我追求真理的志向不改。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余,先后写了有关哲学、社会科学的论文四十余篇,并着手写二百余万字的《哲学探讨》一书。文章写出后,无处投递,曾寄给一位远方的女朋友,她戏称我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,我大着胆子将论文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,只想找个存放论文的地方,其它别无考虑。我决心一月寄一篇论文与他们,一直寄下去,直到文章寄完为止。寄出七篇文章后,收到他们的回函。他们肯定我的精神,要我找地方有关部门或科研单位探讨。于是,我将《哲学探讨纲要》,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委宣传部,将寄给中央宣传部的七篇文章,寄给省委宣传部。寄给地委的东西,是坭牛入海无消息。寄给省委的东西,很快被退回我处。我们的干部看后虽未组织人对我进行批斗,但仍找我去谈话,给我施加压力,要我不要乱寄东西。正当这时,国务院第一次[也是唯一一次]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社会公开招收研究人员。我想报考,又怕作为就业人员的身份,人家不准。我决定请假到成都探听是否可以。

  我向中队长请假去成都,中队长不准。找指导员,指导员也感觉为难。在劳改队,就业人员要去参加国家组织的考试,是从未有过的。我将国务院的报考通知给指导员看了,他默然。他答应与中队长商量一下再说。中队长找了我去,他说:“就业人员有什么资格参加考试?”我说:“简章上并没规定就业人员不准参加考试。恰恰相反,要求各单位量才放人。”他反问:“怎么能认定你的才能够资格?”我说:“这不是我认定,也不是苗溪可以决定。决定权在省招考办。我必须请假到成都,由人家确定够不够资格。”他无言以对,感到有些气愤。后来指导员认定我的理由,就劝说中队长,准了假,我就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考之途。

  我只到过成都一次,而且还是二十多年前路过,对成都很陌生。来到成都,首先探听省委宣传部,东问西问,终于找到省委机关所在地。作为普通人,甚至于比普通人还低一等的就业人员,要想进入省委大门,谈何容易!天上飘着鹅毛大雪,来到省委门口,就愣头愣脑地往里闯。守门的卫兵挡住我,要我到省委接待室接受接待。八点钟,省委接待室坐着各种原因要求进入省委机关的人。人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,但是,每个人都有硬火证明。我只是一个就业人员,能拿出我的就业证明给别人看吗?如此,我要找省委宣传部就难上难,好不容易请准假,这一趟会白跑么?

  第一个要求进省委的,是某厂要求落实政策的工程师。工作人员告知他,他们负责给某厂联系,为他解决。他左说右说,总想进入省委,但是,负责接待的人,仍没有要他进去,他只好走了。第二个要求进去的,是双流县委要求落实政策的一个干部,他指名道姓要见某某省长,说他的事,是某省长负责解决的,工作人员劝他去某某地,就必定有结果,他被劝走。第三个声称是某某委员的熟人,说是与某某委员带东西来,要求当面交。工作人员给某某委员打个电话,某某委员来到接待室收了他的东西,也未能进入省委。轮到我了,没有别的办法,就只好把中共中央宣传部给我的回函给他们看。这是他第一次接待这种类型,他拿不定主意,不知怎么办,他要我等一下,我心中有了一线希望。一个多小时过去,脚已经发僵,等的人都走了,我却还在等待。十点过钟,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来了,年青的工作人员,把我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。他问我不进去行不行,我说当然不行。他说可以电话省委宣传部的人,让宣传部的人出来面谈。我抽出一本写的约五万字左右的本子给他看,我说:“这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吗?”他愣住了,在屋内来回踱步,最后,给我开一张条子,让我进入省委大院。

  省委大院静悄悄的,除轿车和房子外,什么也见不着。我不知省委宣传部在那幢房子,天上飘着雪花,连一个人影也没有,不知该问谁。原来认为,只要进入院内,就什么事情都可解决,这时却感到十分寒冷。我转了一个拐,看见一个小孩正在那里跳橡筋绳,我只好向他发问。小孩很高兴,他似乎第一次在院内看见陌生人,就领我到了宣传部门外。他惊喜地大叫:“来客了!”一个干部把头从屋里伸出来,“请进!”干部边说边打开门。我走进屋子,寒冷的心一下变得暖和起来。室外,正飘着鹅毛大雪,室内,是水磨石的地面,窗上挂着绿色窗帘,屋中有暖气设备,自是春色融融。干部递给我热气腾腾的茶,又给了我一枝大中华的烟,我接受了茶,谢绝了烟。我坐在沙发上,这是一生中第一次坐沙发,感觉十分和软。我开始说明找他们的目的,谈话只有十几分钟,说去说来,都说不该他们管,要我去找刚成立的省社科院。他告知我省社科院的地址,要我到省社科院询问。我的心冷了,早知这样,何必拼死拼活要进这大院。不过,这次经历,倒十分能够印证钱钟书先生有关围城现象。没有进去时,总想进去,进去了,无不过于那么一回事。我走出省委大院,已是十一点,按那干部指定的途径,匆匆向社科院跑去。

  新成立的省社科院,是租赁的省委招待所的房子,离省委大院不远,不到五分钟就到了。社科院刚成立,一切显得杂乱无章。在一个小楼梯间,我碰见了个十分和气的老头,我说写了一些有关哲学的东西来找他们研究,他特别高兴,领我找到一个姓邹的人。邹某某要我把所写的东西放在那里,几天后交换意见。我将所写的两篇论文和哲学探讨的纲要交给了他。我又问了有关考试的情况,老头很热情,领我去见到负责考试工作的女同志。我把身世经历作了介绍,她听说来自苗溪茶场,感到十分惊奇,看来,她对苗溪熟悉。她问我有无帽子,答复她说没有帽子。她说:“只要没有帽子,场部同意,开出证明,论文过关,英语合格,就可参加考试。”我说:“我不懂英语,是否可以免试英语?”她说:“一般情况不准许。如果论文出色,造脂很高,也可免试。”我听他把造诣读成造脂,就暗地笑了。我想社科院的人,其实水平并不很高啊!我问报名手续和有关材料,她说可以通过邮寄函报。弄清这一切,感到心里特别高兴,认为这一趟没白跑。第二天,冒着风雪回队。到雅安时,芦山车票已售完,只有步行八十多里赶回苗溪,到队上,天已黑了。

  回到队上,我向队部提出参加考试的申请。第一场长崔某某特别关心此事,他把此事直接交与管教股办。管教股长要我把有关材料交给他们,看后说我的文章不合当时一般观点,不能为我开证明。我说:“这恐怕与苗溪无关。文章好坏,水平高低,都只能由省招办决定。研究嘛,总不能人咏也咏,总得有自己独特观点,如果没有自己独特观点,还叫什么研究。”他气得暴跳如雷,坚决不开证明。我又找了场长,在场长干预下,才报了名。

  四月二十九日,我正在挖房屋基础,一堆浮土倒塌,差点把我压住,我对此感觉沮伤。这时队部管教来通知,说省社科院已批准我参加助理研究员的考试,他要我马上动身。说考试时间是五月一日,迟了恐怕赶不上考试。他还为我开个证明,说是收到通知的时间晚,若是错过考试时间,请作特殊处理。我并不惊慌,我知道考试时间是六月一日,管教是否看错时间。结果,果然是那样。我拿到准考证,就向队部请假复习半个月的时间,在向中队长说明国务院有此规定的情况下,他只好准了我的假。五月十五日,我向队部请假十五天去成都参加考试,这次中队长并未拦阻,我就在当天买了车票去成都。

  因经济关系,就住到新南门的一个每天只收四角住宿费的旅馆。在这里,我遇见一个广安的农民,他也是来参加考试的。他说写了一部小说,拿到一张准考证。他有准考证,果真把我弄糊涂了,文学创作怎能与科学研究混为一谈。凭他的知识,能考研究员吗?直到临考那天,他感到果真无法答题,就主动退出考试。

  临考前两天,我持准考证前去报到,准考证上要我考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,负责人却要我考自然辩证法。他们说我弄错了,我说他们弄错了,我拿出他们的通知,他们才无话可说。当时,不知什么原因,他们要我改专业,我自然不同意,因为我是按他们的通知作的准备。最后,由负责人作出决定,按他们通知的专业考。后来我没有考取,拿回了报考自愿表,才发现,表上写着,按第二自愿考的建议,我才知道他们弄错的原因。我才知道我是凭什么取得准考证的。我报名时,第一专业为哲学基础,第二专业为自然辩证法。论文送北京专家组鉴定,可能是看中我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。将准许我考试的通知送到四川,四川的工作人员,只看我考的第一自愿是哲学基础,没有仔细看专家的批示,就通知了我,这就是他们造成错误的原因。

  全省只发了二百二十张准考证,有些报名而没有取得准考证的人,却在考试那天,到考场责问负责人。负责人拿出招考简章,要他们熟读,他们自然无话可说。他们有的是论文不过关,有的是无外语作文。

  我也没有外语作文,而且是五名报考助理研究员中最年青的一个,有人就认为我是走关系得来的准考证。我说劳改就业人员,没有什么关系可走,他们却对此迷惑不解。我就从我所带的东西中,顺便抽出一本约五万字的东西给他们看,他们没再说什么,许多明理的人,反而为我婉惜起来。他们认定,我既有专著,不该报考助理研究员,应该报考副研究员,参加广州答辩即可。后来,我也为此深感后悔。我没进过大学,考基础肯定不行,我忽略这一点。不过,最初我只想能报名参加考试,对于考副研究员,简直想也不敢想。我只想考个实习研究员,只是实习研究员的年龄限制在三十五岁,我已三十八岁,所以才报助理研究员。

  许多参加考试的人在一起,又都是考社会科学的,自然要讨论一些问题。我们讨论过社会主义有无剩余价值,讨论过中国有无失业的问题。有我在的地方,争论都很激烈,我常常成了争论时的中心。我说是体力劳动者,他们不相信,我说每天挑二百多担灰上高架,他们更不相信。他们认定在体力劳动者中,根本没有,也不应该有我这种人。一个考民国史的人,听我对许多民国人物说得滔滔不绝,感到十分惊奇,竟然问我,怎么不考民国史。同我一起考哲学专业的原川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,团结报记者王某某,与我争论《矛盾论》,他佩服我有关矛盾的论述。他考入社会科学院后,曾在雅安碰见,就向他的岳父[雅安军分区副司令员]作介绍。说我很有胆量,能坚持真理,能独特见解,能据理驳斥《矛盾论》中观点。他岳父听了非常高兴,就主动向前与我握手。

  考试完毕,我去拜访了川大哲学系主任鲁森教授。他看我不是科班出身,就藐视我,他武断地说,我所写的东西不科学。在川大碰见鲁教授所带的研究生,这些人都佩服我的观点。认为我很有独特见解。我又拜访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理论编辑。他认为我的观点新颖,见解独特,要我一篇一篇分别论证就更好。不过,他说我的观点是讨论中的观点,出版社是不能出的。我又拜访了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。他看我所写的哲学探讨目录,并提出一些质疑,我与他进行辨驳,他反觉得我所说的许多观点,似乎都没听见过,他无言以对,感到难过。最后,他要我有空常到社科院耍,将我打发走。为此我写了一篇小说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》。可是,以后几次再到社科院,都未再见过他。考试回来后,我以《试论哲学的科学性》为题,写下一篇论文,对于鲁森教授说我所写东西不科学予以回击,同时将此文寄给鲁教授和副省长杨超。鲁教授对此避而不答,杨超将此文寄给省社科院,社科院对此作了回信。

  考试完毕,我曾到省劳改局去问过有关就业人员的政策,工作人员倒理不理。我拿出我的证明,他连什么内容都未看,只看有苗溪茶场的公章,就问我从什么地方偷来的证明,我十分气愤,反问他:“你认为什么地方去偷得到?你是否看看上面写些什么再发言行不行?”他仔细看清楚了,是苗溪介绍我到省上参加考试的证明,态度软了下来。才老老实实向我介绍有关的政策。

  回到雅安,我到地委宣传部查询是否收到我寄给他们的东西,说是收到的。我问他们为什么没回信,他们说不懂,要我找省上,而且问我是什么地方抄来的。我反问:“你们看什么地方抄得到?”弄得大家十分尴尬。我被弄得哭笑不得,只好将东西拿走。

  一月以后,我得到通知。考试结果:政治57分,基础课54分,专业30分,英语三分半。平均38分,没被录取。这种成绩,当时并不很差,许多考研究生的,40分就是前几名。我当时是没平反的就业人员,即使考得很好,政审通不过,大概是没被录取的主要原因。

  

分类:名家av天堂 | 人气: | 时间:2018-07-19 13:20:29 | 发布:av天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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